随着公元9世纪穆斯林商圈的扩张，印度洋贸易迅速繁荣，各地的物资在这个复杂的海洋贸易体系中流通，进而转至欧洲，促进了欧洲经济的复兴。沉没于印尼海域的勿里洞阿拉伯沉船，首次以大量生动的艺术品，印证这一时期印度洋之间活跃的商业往来。本文拟由黑石号出水文物为源点，在印度洋视角下绘制这一体系引发的艺术变化之循环。
黑石号是一艘9世纪上半叶的阿拉伯商船，沉没在印尼勿里洞海域，满载的货物为我们勾勒了印度洋贸易圈的最大范围，使我们惊叹于当时巨大的贸易能力，最重要的是，从新的视角界定了异质文明间的交融及与之伴生的艺术形式。
沉船中的八棱鎏金带把杯是迄今发现的最大的唐代金杯，八棱杯体的每面有一歌舞胡人粘贴其上，没有地纹，联珠纹錾刻而成但并不凸起，口沿下有连续排列的四叶一组的图案，圈足为莲瓣纹。这一器物在沉船上的出现颇为意外。
中国早期金银器主要以饰品形式呈现，少见器皿。出土的金银器皿在制作工艺上与铜器同用铸造法，比如曾侯乙墓出土的金盏，并为凸显其材质特性与艺术特征。考古发现汉代时期已经有西方金银器输入中国，但仅是作为皇室奢侈品，未对本土技术发展及审美产生影响。直到唐以前，中国金银器皿工艺虽有进步，但与同时期的中亚、西亚比较仍逊色很多。
北朝至唐初以来，国风开放，东西互通愈加深入频繁，无论使节前来还是商贸交易都将大量的外来物品以及技术带入中国。金银器皿除实用、审美外还能作为通货物，于是在此时突然大为兴盛。在唐初出现的一批金银器皿具有浓厚的外来文化色彩，不得不让人把目光转向域外。
与唐有着密切关系且金银器皿制造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贵霜、嚈哒、突厥、萨珊、拜占庭、粟特、大食。关于我国出土的外来金银器的风格认定上，仍未取得一致意见，本文重点不在讨论这些器物的性质，而是通过对中国出土的异域风格的金银器来论证贸易交往带来的文化交融与循环。
根据齐东方的分析，金银器外来风格暂可分为萨珊、粟特和拜占庭三个系统。当然，中亚、西亚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以及丰富的文化叠层，金银器皿作为贵重器具必然也常是多种文化的体现，这三个系统也并非泾渭分明，不能截然分开来看。
位于中亚东西文明的十字路口的粟特，由于周边强邻此起彼伏，始终没有形成统一的帝国，但在3世纪至8世纪于经济、文化上成为中亚最先进的地区之一。根据塔赫蒂—圣金（Takhti Sangin）遗址的“阿姆河宝藏”，阿伊哈努姆城址（City Site at Ai-Khanum），费尔干纳的片治肯特（City Site at Pyanjikent）以及域外多处考古出土文物可以看出，粟特民族在文化上先后受到波斯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希腊化的亚历山大帝国、突厥游牧民族、贵霜佛教、萨珊波斯、阿拉伯伊斯兰以及唐文化的影响，也逐渐形成了粟特独有的文化风格。
从喀啦昆仑山的岩石铭文判断，粟特商人早在4世纪初就主宰了从中亚到印度河谷的南路。外贸经济的利润促进了国内经济的发展，使从事外贸的商人连带本地的居民都快速富裕，早期粟特地区的金银器主要是从拜占庭和萨珊波斯输入供贵族使用的奢侈品，在6世纪至7世纪，粟特本地区生产的金银器从原始风格逐渐转向精致。
首次提出粟特银器与唐金银带把杯之间关系的是日本学者桑山正进，他认为金银带把杯这种器型在中国和萨珊银器中从未出现过。根据学者马尔夏克（Boris lich marshak)《粟特银器》一书中的分析，带把杯是典型中亚粟特器型之一，主要特征是杯体一侧有环形把手，上有指垫，下有指鋬，出现在7世纪到8世纪末。这种杯传入中国后颇为流行，实物也较多，在陕西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金银器中，齐东方先生将其中三件认定为输入品。从器型流行时间与纹样工艺上观察，其他杯应是在粟特银器的影响下，在中国制作或由移民中国的粟特匠人仿制而成的。因为在8世纪中叶以后，粟特逐渐流行罐状、圆底碗状的带把杯，八棱杯几乎不在粟特本地出现。
7世纪左右，粟特地区曾经被萨珊王朝统治过，因而两者的艺术风格颇为相似。萨珊王朝是波斯最具重要性和影响力的历史时期之一，是最后一个前伊斯兰波斯帝国。萨珊王朝时期是波斯文化发展的巅峰。中国与萨珊的来往大致是从北魏至唐初，萨珊沦陷时，萨珊王储卑路斯也曾逃亡大唐，并被封为将军，可见两国交往之深。在这几百年间，大量萨珊人前来中国经商或移民至此，其中不乏金银工匠，在《旧唐书·玄宗纪》中略有记录。
波斯帝国形成于公元前559年居鲁士二世建立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是当时世界上领土疆域最大的帝国，经亚历山大希腊化洗礼后，希望复兴波斯文化的波斯人建立了安息帝国，但是文化的融合渗透永远留在了波斯艺术中。波斯金银器皿早在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就多见野兽形象的角形饮器、圆形坦碗等，后受到希腊化浸染，3世纪至4世纪的萨珊银器主要流行萨洛特式、到了5世纪至6世纪，采用的形式更为多样，最为流行的是八曲长杯、阔口壶和细颈瓶等。
黑石号出水的一件高达105cm的陶制细颈瓶颇为震撼，这种器型在唐代统称为胡瓶，是典型的域外器物。古代中国“胡”是对西方的泛称，胡瓶最早记载见于宋朝的《太平御览》，经魏晋时期传入，到唐不断发展并达到鼎盛，晚唐时期开始衰落，几乎不见于五代和辽。各地出土或收藏甚多，以宁夏固原南郊乡深沟村北周李贤夫妇墓出土的鎏金胡瓶和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唐代银质胡瓶最具代表性。
金银质胡瓶在罗马帝国时代已经遍及欧洲及中、西亚地区。各文化系统的胡瓶先后，甚至是同时进入了中国境内，在中国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初期的胡瓶使用陶瓷材质，模仿同类金银器的器型及表面装饰，极大地丰富了陶瓷的制作工艺，后期的胡瓶则发展出了本土风格，尤其是口部的设计凸显了陶瓷器特有的造型，在日本正仓院收藏了大量精美的各种材质的唐代胡瓶。当时唐代最为流行的胡瓶为日常使用方便，一般高度在25厘米至55厘米之间。黑石号沉船上的胡瓶如此高大且花纹清晰精致，皆因此时正值唐经济迅速发展时期，皇室贵族追求奢华生活，厚葬再度兴起，很有可能是作为陪葬品而制。这种尺寸的陶制胡瓶也少见于域外出土文物，一时无法得知阿拉伯商人购买此瓶的用意。
贵重的金银器是身份的象征，唐政府对金银严格的控制使得只有皇家贵族才有权力和能力使用金银器，陶瓷仿制品的出现顺应了大众审美与追求奢华的心理，并逐渐走进日常生活中。其中陶瓷高足杯的器型也是典型的拜占庭形制的器具，中国出土的高足杯最早可追溯到东汉时期，多出土于两广沿海地区。中外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可以证实，罗马与汉代的交往在陆路上受到萨珊帝国的阻挠，当然，贵霜和的中西亚国家因垄断交通与贸易等因素都曾对此产生阻挠作用。罗马人在公元1世纪左右已经征服了地中海东岸和埃及托勒密王朝，证明其已经完全掌握了通过季风航行的技术，通过航海抵达东方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山东临淄西汉齐王墓陪葬坑出土的裂瓣纹银豆，据林梅村推断，就是通过海运到达中国的。当罗马文化因素进入中国以后，也与中国造型艺术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风格，魏晋至初唐时期，南方地区制作的豆型器物上明显体现出了高足杯的特征。
唐初制造金银器的中心原本在长安，是由中央政府牢牢控制的“金银作坊院”生产。但由于“安史之乱”而导致北部混乱不堪的局面；此时南方手工业稳步发展，加之早期漕运的发达为物质条件，发达的经济，较为安稳的时局以及东南沿海的文化交流等多方面原因，金银器制作逐渐成为中心，尤其兴盛于中晚唐以后。安史之乱后，扬州利用其地理优势，发展成为南方经济中心，控扼着国家经济命脉。随着扬州消费环境的形成，从南海路经由广州而来的波斯和阿拉伯商人以及过去经由丝绸之路停留在长安一带的粟特人都来到了扬州，从事奢侈品的交易。674年扬州发生的事件载于《旧唐书》，记田神功率部“至扬州，大掠百姓商人资产，郡内比屋发掘略遍，商胡波斯被杀者数千人”。可见当时扬州的胡商数量之多，也旁证当时扬州的金银器不止于供应皇室贵族，而是还接受订单，远销海外。据史料记载，战乱期间皇室对奢侈品的需求量仍未减少，已经远超过了扬州的金银总量以及制作周期，很多制造商因无法按期完成而获罪，胡商的大量订单产生的利润相对可以弥补这种损失。
黑石号出水的一件芭蕉叶“卍”字方形金盘，除中间“卍”字外，边饰也由芭蕉叶排列组成，与绝大多数用细碎叶瓣组成边饰的中晚唐金银器不同。“卍”字多见于佛教文物中，少量出现在铜镜上，出现在金银器上尚属首见。金银是佛教所谓的七宝之一，在这艘伊斯兰信仰的阿拉伯船上发现在中国本土都少见的带有佛教符号的贵重金属器物，使得我们将视线与佛教传播的路线交迭。
佛教由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创建，自阿育王时期，佛教分别从南北两条路线进行传播，北传以大乘佛教为主，经过印度北部，新疆传入中国腹地，再自东北传播到韩国、日本及越南，唐代传入。南传佛教则通过斯里兰卡，传播到缅甸、泰国、印尼等东南亚地区。从中国出土文物分析，北线传入的佛教金银器皿类型多见于金棺银椁与舍利容器；从该金盘的芭蕉叶纹饰的原型产地判断，图案来自东南亚植物的可能性比较大。
东南亚地区的中南半岛土壤肥沃、降水量丰富，适合耕种的农业区星罗棋布地分布在该地区。南部的马来群岛散落在广阔海域之间，农业生产显然没有半岛地区发达，就更难以此建立联系紧密的王国，但是由于扼守马六甲海峡这一战略要地，在历史上先后出现了另一种体制的国家，即跨岛屿的海上商业帝国。越南因其与中国在地理上与文化上联系紧密，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之外，其他地区都发展出了本土的文明，这种文明受到赛代斯（GeorgeCoedes）所说的1世纪到13世纪漫长的印度化进程的影响，这一进程使得印度教和佛教文明成为东南亚文明的重要内容，人类学家塔比阿（Stanley Tambiah）在著作中探讨了东南亚地区流行的宗教理念和亲属关系，并建构了被称为“星系”的印度教—佛教曼陀罗模型，进一步说明宗教观念对王权统治与社会结构的影响。
6世纪初，东南亚水手已经意识到中国对奢侈品强大的消化能力，将印尼群岛出产的树脂、安息香及产自苏门答腊岛的婆律香龙脑香等奢侈商品运输到了中国。逐渐，依靠着向停靠或经过的商贾征税、海上贸易及掠夺形式积累财富，7世纪初，在今苏门答腊岛巨港（Palembang）地区逐步形成了海上商业帝国，室利佛逝（Srivijaya）。形成之初便以国家形式派送海军进行大规模海上军事行动攻击其他竞争者以此垄断东南亚海洋贸易。对此，中国史籍不乏相关的记述。室利佛逝建国初接纳了大乘佛教，其城市精英利用宗教的普世化来取得的正当性。也使本国进入到了印度教—佛教的话语体系中，因其重要的地理位置成为佛教朝圣者的重要中途站。据记载，印度的夏基阿基尔蒂曾在此讲学；唐代高僧义净，取海道前往印度学习佛法也曾经留此处。直到11世纪初，室利佛逝仍为当时传播大乘佛教的中心。黑石号沉船中除了芭蕉叶“卍”字方形金盘，还发现了大量具有佛教色彩的外销瓷器，特别是印度佛教的摩羯形象的出现，有理由相信这些商品是中国制造商按订单制作，或者是为迎合室利佛逝之信仰而制，再销往该地的。几乎自公元7世纪末至11世纪，作为各大洋“十字路口”的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一直被室利佛逝暴力控制着，早期波斯的商舶最远只航行至锡兰并以此为贸易据点进行交易，印度商人接管了与东南亚各个小国的贸易，再由东南亚水手转运至中国各港口进行贸易，长途贸易因多种因素被分成无数的局部贸易。
8世纪中叶，世界格局因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拔斯王朝的兴起而发生了重大变化。穆罕默德于7世纪创立伊斯兰教统一了阿拉伯半岛。随后阿拉伯统治者逐步建立了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阿拉伯帝国。但伊斯兰教的影响即便阿拉伯帝国灭亡后仍然席卷全世界。后来的阿拔斯王朝因其开放的政策使伊斯兰教世界达到了极盛，751年唐朝与阿拉伯在中亚“怛逻斯之战”中失败，使得伊斯兰的陆地版图进一步东扩。9世纪初，阿拉伯的海洋势力几乎到达了当时航海家所能抵达的任何地区。他们向西，侵占了从腓尼基人就已开辟的航线，一度占领地中海贸易要冲——西西里岛；向东，继续追随波斯人的步伐，远达中国广州、扬州港口。通过在印度西海岸和东非的贸易、移民和宗教传播，主导了西印度洋地区的贸易。阿拔斯王朝的金币第纳尔（Dinar）在贸易中被当作最通用的媒介保障直到11 世纪中国货币将之取代。
“黑石号”是一艘典型的由阿曼生产的三角帆阿拉伯船只是学界不争的事实，这种没有钉子的轻型缝合船只适合于多礁滩的近海区航行，经不起狂风、海啸的袭击。当时的远洋航行主要是靠信风、季风和洋流。根据学者的研究，虽然阿拉伯地区甚至更远到中国港口的航线已经打通，且已掌握长途航行的技术，但这种长途贸易的行程风险极大，从波斯湾到广州需18个月才得以往返，对商业贸易来说航程过长。而且，无论是早期的被动劫掠还是后来商贸的主动选择，此时的室利佛逝已经成为了货物集散地，来自各国的各种产品均可存贮在此，远航贸易的商人到此就可以一次性选购到各类物资进行贸易，而且，从“黑石号”船上器物组合来看，包装方式明显是一次性挑选并装载来自不同地区的货物杏彩app从“黑石号”出水文物看印度洋视角下的艺术变化之循环。学者们对于沉船地点一般有扬州装船出海说、广州装船出海等争论，通过上述引证，笔者倾向于认为沉船地点为位于东南亚航线必经之地的室利佛逝。
早在公元2世纪至3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陶瓷已经输出到汉朝的领土之外，但大抵只是朝贡或奢侈品贸易的一部分。在75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陶瓷外销从有限的奢侈品贸易转变为系统的订制生产和出口。阿拉伯商人所造就的畅通的航线是基础保障，也与随商贸迅速传播的伊斯兰教有一定的关系，斯兰教的教义提倡简朴生活，原来一直喜用金属器具的各地贵族因为改宗而放弃对贵重金属的追求，而同样能够显示地位的，奢华且光洁多彩的瓷器成为了一般贵族的最佳替代品，富裕的普通民众上升的消费能力也成为购买力的一部分。
距离带给商品新的价值，对远端产品的需求量阶梯式提高，商品产地的质与量都急需快速提升，需求量的增加促进技术的变革，变革又激发了印度洋内贸易系统的形成。沉船上5.6万余件长沙窑陶瓷，数量之巨的产量有赖于龙窑的发明，隋唐时期，窑炉投材孔的设置，解决了中后室火力不足的缺陷。长沙窑龙窑最长的达到67米，极大地增加了长沙窑的单窑产量，使大批量生产外销瓷成为可能。
釉的发明，高温的技术加之瓷土的物质基础，成为瓷器的三个重要条件。汉代的绿釉陶器多用于墓葬，主要原因就是低温烧制的陶土着釉，容易剥落，不宜日常使用。釉与玻璃的成分相近，用似“釉”的这种材料直接成形的就是玻璃，如玻璃珠、玻璃瓶等；附着于他物表面上的涂层称为“釉”，着于陶瓷坯体上的玻璃质涂层称为“陶瓷釉”，附着于金属物上的成为珐琅釉，在1500年的埃及，两河流域，叙利亚，克里特地区普遍使用，后来珐琅工艺又从西方传入东方形成了景泰蓝工艺和日本七宝烧。
早期常见的蓝绿色釉是在铜石并用时期的近东、埃及和印度河流域，被认为与古代铜的生产有关。在我国商周时期原始釉的使用之前，地中海沿岸和两河流域地区已经使用了釉质，并开始应用于石头上、陶器上和金属器物上作为一种装饰。但是由于施釉的载体不同，发展出两种不同的影响世界的方式。
前伊斯兰时期，陶器皿多有碎片出土，少有完整出土物。早期的倭玛亚王朝的陶瓷器皿只作为厨房后院储存用品，皇室贵族多用金属玻璃器，民众日常也有普通金属、木头甚至皮革器皿，陪葬品也很少使用陶器，所以对9世纪之前的阿拉伯着釉陶器仍存疑。波斯陶瓷形式多见于瓷砖，早在公元前12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亚述、巴比伦、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宫殿都精心装饰有彩釉瓷砖，萨珊时期这一传统逐渐消失。带釉陶瓷器皿在波斯本土及中国出土过多件，其中属“波斯孔雀蓝绿釉”陶瓶最具特色，最早一件是东汉晚期墓葬发掘，大量出现于萨珊与唐的频繁交往期，对中国陶瓷釉彩在审美上产生过很大影响。
进入到阿拔斯王朝时期，伊斯兰本地的陶釉在技术与审美上仍未有明显变化，只发展出一种“虹彩”金属釉，后续几个世纪里仍然被保留下来。当大量中国精美的陶瓷作为贡品出现在了伊斯兰王宫中，根据优先顺序为“杏彩”（越窑青瓷），“奶白彩”（唐白釉瓷）“点彩”（唐三彩），风靡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相继仿效。刺激了伊斯兰世界对精致瓷器的追求，阿拉伯商人纷纷在中国定制这些官窑产品，在当时的伊斯兰世界中十分畅销。此时的陶瓷也不被看做是金属器的替代品，因为这种精美的瓷器经长途抵达伊斯兰时，价格也是十分昂贵的，也同样作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同时，促进了伊斯兰世界陶瓷业的发展，如底格里斯河上游的萨马拉王朝（公元836—892年）的城市与皇宫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仿制唐瓷碎片。
黑石号出土的素面成套杯盘, 以及大型盖罐等白瓷证明了中国白瓷到达伊斯兰世界的时间，因为在此之前伊斯兰世界并未见白色陶器。沉船上白瓷可能出产于三地，河北的邢窑和定窑出产的白瓷是经白色瓷土着透明釉质高温烧制而成，粗陶着不透明白釉, 成色稍差的单色瓷则可能出自河南的巩县窑，据检验，沉船中白底绿彩瓷和青花瓷就是以这种不透明白釉为胎体制作而成的。伊斯兰陶工如果在白色化妆土上施加一层清釉无法做出洁白光滑的效果，只能模仿并制作不透明白釉的技术，采用的是埃及人的办法，将氧化锡和铅釉调和，经沉积于悬浮后产生了完美的透明色和白色，这种仿制唐瓷的白釉陶器现今从埃及福斯塔城（今开罗）到拉加（Raqqa）等早期考古遗址中都能发现。
对于蓝钴的使用，青花图案的产生流传及影响，中西学者一直针对起源于何处而争论不休，“黑石号”沉船和扬州的考古发现，为学界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沉船有三件重要器物——青花盘, 前文提到，胎体为河南巩县窑制造的不透明白釉盘, 点彩蓝钴釉而成，是世界上少有的完整的唐青花瓷。
蓝釉是由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开发的，以模仿珍贵的青金石。西亚地区的人们出于对青金石的喜爱，很早就出现了模仿其深蓝色泽的人工制品，如蜻蜓眼蓝色玻璃珠，以此作为昂贵青金石的廉价易得的替代品。当时中国青花瓷使用的钴，则很有可能是由阿拉伯商人提供的。勿里洞出水的青花瓷上的钴料在烧制时有一些斑纹，证明钴蓝彩料是直接施于白釉上的，是加温时釉中混彩形成的。国内与此相关的考古例证，只有一个不知出处的三足罐和一些发掘于扬州的青花瓷碎片。唐青花瓷并没有形成一种样式流行于世，而且在进人宋朝后也基本上停止了生产，从已出土的文物来看，无论从审美上还是蓝釉产地来看，这种蓝钴都不是据中国本地需求而制。同期的西亚工匠依然在陶瓷上不断运用包括钴蓝在内的单色作装饰。在阿拔斯王朝的德黑兰也见钴蓝，铜绿，锰紫和锑黄单色装饰于白釉之上。此时的钴是在卡尚，阿曼和北希哈兹附近开采。直至元朝, 钴才再度被引入用以商业生产，从此，青花瓷畅销于海外并一度跃为中国瓷器的代名词。当然本文无意论证青花图案的发源地，只是希望在分析技术发展与贸易交流的背景下来看待文化交融、相互借鉴而共同形成的人文类文化遗产。
至此，有黑石号出水的文物几乎为我们勾画出艺术品制作交流之轨迹，金银器从希腊、拜占庭、伊朗高原、中亚历经几个世纪的发展变化各自形成了独特风格的纹样和形制，伴随工艺的变化因战争、贸易和移民等多种因素和渠道传入中国，陶瓷作为中国的艺术形式，将外域金属制品的灵感复制其中，形成了更加丰富的陶瓷文化，再次由粟特、波斯和阿拉伯商人将之传到域外，成为异乡的畅销品。多样文化交迭的各类物品在印度洋完成了循环，凝结着集体智慧的艺术品以商品的形式又回到波斯湾。
在这条海路网络中，其整体性主要建立在相邻板块之间的跨板块航线之上。这些区域之间构建起了一个货物往来的网络，地中海贸易圈此时主要体现在皇宫贵族及教皇的奢侈品购买力上，西亚与南亚产出精美的手工艺品以及根据当地原料加工而成的人工制品，东南亚主要输出原材料及少量加工品，东非输出黄金象牙等奢侈品原料。从贸易品本身而言，不同板块之间互相依赖，形成了资源互补、货物共享的格局。
8世纪至9世纪，阿拉伯阿拔斯王朝的国力达到鼎盛，当时东西方的海上贸易的沟通几乎全部由阿拉伯商人操纵，尤其牢牢控制着进入到欧洲的两条海上要道，即波斯湾和红海，杏彩平台app只有通过阿拉伯商人才能将印度洋的货物转运到地中海港口，从而进入欧洲。
公元10世纪之后，阿巴斯王朝逐渐衰落；新兴起的埃及法蒂玛王朝脱离了阿巴斯王朝的统治，接管了印度洋与地中海的贸易往来。进入地中海的贸易路线由原来以波斯湾为主转到红海航线，但是，由于红海暗礁丛生，航行条件极为复杂，大多数商人只好让当地的船只将货物从亚丁湾运到亚历山大港之后再被转口到地中海各港口。与十字军抗争期间的萨拉丁极力将意大利商人控制在地中海范围内，却无法阻止热那亚和威尼斯的商船在亚历山大港口进行贸易，经这样层层盘剥，能够进入欧洲市场的物品因高额税款与贿赂费用而极其昂贵。
公元13世纪，君士坦丁堡的沦陷和奥斯曼帝国的崛起重构了海洋商贸体系。公元14世纪至15世纪，欧洲人一直试图参与到印度洋贸易中，促使达伽马的船队越过好望角直接到达了印度。15世纪中期麦哲伦为标志的地理大发现改变了包括贸易在内的世界体系。19世纪后期蒸汽轮船的广泛应用为起点，开启了从美洲跨越太平洋的新航线。欧洲主导下兴起了一批新型港口，传统海洋贸易体系就此消亡。欧洲贸易中心也从地中海转移到了大西洋。